第二，保障刑事诉讼基本权利是司法机关的义务。

在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当我们面对上述教育部的《规定》《办法》以及部分省(区、市)的义务教育条例或实施义务教育办法时，需反思的是：这些规范性文件合宪吗？而新近由中办、国办出台的《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允许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兼职兼薪的规定更使我们有理由追问：为什么高校教师可以兼职兼薪，而在职中小学教师就不能有偿补课且还要受到处分甚至行政处罚呢？ (二)思考框架 欲对某一规范性文件或具体公权力行为进行合宪性分析并得出一个可为各方接受的合理结论，首先必须确定一个基本的思考框架或审查模式。《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15条规定，起草的规章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有关机关、组织或者公民对其有重大意见分歧的，应当向社会公布，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

但既然部门规章都只能是执行性的，行政规定就更不能是创制性的。随之而来的是调整密度：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越深远、紧迫，该权利对共同体的作用就越重要。除了教育部的三令五申之外，部分省级人大常委会在其所制定或修订的义务教育条例中亦禁止在职教师有偿补课。而按照此种审查密度来考量，有偿补课禁令的贯彻实施(手段)一定程度上是有助于实现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纠正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行风问题等消极目的和促进素质教育、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等积极目的(目的)的。最后，从《教师法》和《教师资格条例》(1995年)规定的教师资格取得条件(《教师法》第10条第2款、《教师资格条例》第6条和第7条)和丧失原因(《教师法》第14条、《教师资格条例》第18条和第19条)来看，未实施有偿补课不是教师资格取得的条件[9]，从事有偿补课亦不是教师资格丧失的原因。

因此，教育部有权制定在职教师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综上，有偿补课禁令已侵犯了在职教师的宪法权利(含财产权、劳动权、平等权)。从法理而言，政府不是一桩交易，不是任何人、任何组织为了自己的报酬都有权设立和运作的。

【期刊名称】《行政法学研究》【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4 进入专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 。(二)外部环境的挑战 一是法律法规的立改废不及时。改革的这些举措旨在转变政府本位主义、家长主义下以秩序为先的行政管理理念，改变对商事主体自由缺乏尊重的行政审批运作模式，[15]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实现前端放活。在此基础上，运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信用监管机制与手段监管市场、治理社会，让失信就将在市场、社会中寸步难行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使守信遵法勃兴为全社会的蔚然之风。

为深化改革，需要从顶层设计上强化改革内外部的统筹、协调，并从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遏制并祛除部门利益、创建新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方面着力化解一些带有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的深层次问题。部门利益是政府部门利用公共权力为本部门及其组成人员谋取的小团体或个人的不正当利益，其是政府管理体制中常见的一道顽疾，也是我国简政放权中一些部门揽权不放的深层原因。

[22]孟川瑾：《互联网+政务服务：以数据为核心的政务改革》，载《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7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必要求对国家的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进行突破性的改革。改革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同时也带有明显的碎片化、部门化特征。权责一致是行政法治的基本要求，简政放权改革中，责任理应及时随相应权力的取消或缩减而变化，但现实中的调整不及时，有些政府部门权力削减了可责任仍在。

所谓新型，必须在主观意志上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实际行动上切实开展伟大斗争(习近平语)，展现改革的整体性、统筹性和大纵深性。比方说，深圳市、银川市目前保留的行政许可事项，都有明确的法定依据，设定权都在国家、省、自治区层面，取消、转移、下放甚至内容的调整都受制于上位法，在相应法律法规没有做出修改之前，地方政府几无合法自主改革的空间。[51]现代民主政府存在的唯一目的是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部门利益的本质是公权的异化，其滋生有多重因素的作用。[24]该理论强调监管是全体利益相关方的共同责任和政府外其他利益相关方的监管主体地位。

[52]江涌：《警惕部门利益膨胀》，载《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41期。参见调研组：《银川市调研材料(2017.7.30—8.2)》。

周明：《避免改革的部门化和碎片化》，载2017年6月8日《社会科学报》第3版。[30]张树义：《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法学透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章。

[40]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34页。[56]陈振明、李德国：《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实践探索与发展趋势》，载《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11期。参见杨炳霖：《监管治理体系建设理论范式与实施路径研究》，载《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6期。放管服改革中，各地积极探索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等三单建设。[4]中国政法大学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调研组(以下简称调研组)于2016年7月25日至8月11日赴义乌市、深圳市、佛山市南海区、银川市和贵阳市进行了实地调研，2017年7月23日至8月1日，又赴沈阳市和银川市进行了调研，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各级政府部门事权与财权不匹配，一些地方政府部门财政经费保障不足，为弥补缺口，上级政府给政策，允许政府部门创收并按比例返还。

戴维?杜鲁门认为，随着专业化程度和社会复杂性的提高，社会需要更多的社会组织来满足社会需求，以致可以将社会组织形成率用作社会稳定指数，将社会组织数用作社会复杂性指数。[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

目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而今的改革已无法回避来自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行政体制等各领域的深层次问题，无法再单兵突进、单线推进。就本质而言，简政放权是要使一部分现有政府公权力回归于市场主体与民众。

4.创建新型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53]王湘军：《大部门内部机构设置和权力结构研究》，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年第3期。

通过此种授权，全面排除放管服改革的瓶颈和障碍，以期实现改革重点难点的突破与整体性创新，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在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国家包揽经济、社会事务，只见国家，难觅社会。商事制度改革前端放活、后端管好的新机制建构，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注入了动力。[53]二是政府财政体制的不健全。

按照党的十九大判断，时下我国已进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亦进入关键时段。如果不突破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改革就只能做外围的修修补补，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和全能政府的影响，以及理论研究的滞后，我国一直奉行的是小监管的理念，将市场监管视为政府单方的责任，至今未能明确市场主体、行业组织、公民等其他利益相关方在市场监管中的监管主体地位和应尽的责任。[48][波兰]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程胜利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5页。

但现代社会公民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生活，离不开成熟的社会组织居中发挥作用。[42]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对政府职能转变以及社会治理、市场监管等内在规律认识的深入，党和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发展日益重视，并出台了相应文件，深圳、广州、上海等地亦通过制度创新为社会组织发展拓展空间。

[36]此外，不少深层次问题亦未得到解决。【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内涵式大部制改革中政府职能深度整合研究(14BZZ047)和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资助项目成果之一。此外，在三单的基础上，有些地方进一步拓展到其他领域的清单建设。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习近平语)。

系统内某一部分的变革必须其他关联部分协调互动，才能取得预期效果。[19]调研组：《银川市调研材料(2017.7.30—8.2)》。

[50][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4页。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中曾言：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

我国早在2005年就开始推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至今已有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市、重庆市、成都市、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等纳入其中。[15]艾琳、王刚：《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行政审批视角解析》，载《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期。